“信托大亨”的运气，似乎用尽了。

2020年6月初，安信信托公告称，其实控人高天国因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此前，安信信托的业绩已经连续两年出现大幅亏损，面临着退市风险。3月底安信信托开始与隶属上海国资委的上海电气接触，商讨重组事宜。而高天国刑拘后，安信信托的重组也面临更多问号。

与此同时，安信信托的产品出现大面积逾期。截至6月15日，公告显示已有33名原告(其中包括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就42笔信托协议向法院起诉安信信托，涉诉金额合计185.06亿元。

而与安信信托有密切关联的四川信托，近期也陷入了兑付危机，遭遇投资人现场维权。

虽然安信信托始终将问题归咎于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动的影响，但事实上，用高老板的事迹拼凑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令人惊叹的资本故事，而贯穿始末的，是一个叫做金蝉脱壳的手法。

01

长袖善舞

1988年，海南一跃成为国内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无数商人和资本开始涌入这片热土。

已经41岁的四川人高天国辞去河南中建七局副局长之职，1992年加入了南下淘金的大部队。

虽然这一役他踏错了节奏，赶上了房价调控海南泡沫破灭。但从后来披露的资料来看，初入江湖的高天国慢慢摸索出一套资本打法。

打法一，长袖善舞，广交朋友，官商通吃。

落地海南后，高天国曾与当地两位官员发生利益交易，从而获得便利，后续相关裁判文书显示，高天国先后从两家金融机构获得3000万元借款，投身海南地产业。

在高天国以后的操作中，深厚的人脉关系促成了他的财富积累。比如，2019年审理的恒丰银行原董事长姜喜运贪污受贿案，披露出高天国曾向姜喜运行贿2300万元，最终获得办理贷款的便利，以及恒丰银行5.13%股份。

再比如，与自己的四川老乡“达州帮”的刘沧龙和李勤等关系密切，在事业上“相辅相成”。从期货做到信托的刘苍龙，混迹地产圈的李勤，以及从地产做到信托的高天国，不仅有着相似的发展路径，还在各自都发展得相对成熟时，将对方实际控制的公司和项目包装成信托产品，获得大笔的融资。

打法二，早年运作地产项目时，抵押套取资金，然后拖欠银行贷款，直到银行剥离坏账处理，再低价买回来。

回到1992年，红极一时的郑州亚细亚商场(简称“郑亚商场”)计划上市，为了达到股份制改造的要求，需要引入新股东。此时，高天国利用“高峰”这个名字成立了一家公司，入局亚细亚，成为持股18%的股东。

? 2018年郑州亚细亚广场

高天国在郑亚商场大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还扮演着开发商的角色，以“高价低质”的建造工程捞了不少油水，被内部股东公开质疑。

然而过度扩张和经营不善导致亚细亚的传奇故事很快结束，全国各地依托亚细亚发展起来的百货也随之凋零。但此时，高天国早已将名下的百货经营场地作为抵押，前后获得了大约2.7亿元贷款，2005年，作为抵押资产的百货大楼被拍卖。

神奇的是，高天国实际控制的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国之杰”)，以7000万元左右的价格买下了被拍卖资产。

一来一去间，欠债不还的高天国，以远低于债务金额的价格买回了抵押物，房子保住了，钱也到手了，堪称“一石二鸟”。

更令人称奇的是，几乎同一时间，同样的戏码被高天国用在了2300公里外的上海。

1999年，高天国在上海的一家地产公司同样欠下了2.7亿元左右的借款，当时的上海假日百货在2005年被作为抵押资产拍卖时，被神秘买家以1.17亿元的价格拍下。

几个月后，上海假日百货的6-7层以1.09亿元的评估价出现在安信信托的公告中，作为国之杰的资产被装入安信信托，当年的神秘买家才算是现身了。

好一出“借花献佛”。

打法三，以国之杰为运作平台，控制一家信托公司，打通资金获取渠道，于是便有了高天国入局安信信托。

地产和百货行业让高天国学会了 “金蝉脱壳法”，几年后，安信信托这个珍贵的牌照更是为高天国逐渐膨胀的欲望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02

手段升级

2002年入股安信信托后，国之杰先是蛰伏了很长一段时间。

2014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当年安信信托营业收入达到18.09亿元，同比增长116.01%，归母净利润10.24亿元，同比增长266.07%，达到自身史上最大增幅，也自此开始了明显的上坡路。

到2017年，安信信托的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5.92亿元和36.68亿元，分别是2013年的6.68倍和13.12倍，在资产规模行业排名42的情况下，收入位列第一，被视为信托业的黑马。

然而业绩暴增背后，是安信信托异于行业的资产分布和对应的高风险。

同处信托行业的安娜告诉市界，那几年安信信托的标签就是“激进”，佣金和收入也是行业里十分高的。Wind数据显示，2017年安信信托人均薪酬高达165.86万元，在A股3768家有同类数据的上市公司中排名第三。

但资本市场告诉我们，高收益总是和高风险相对应。

从资产分布角度来看，近五年安信信托有50%至60%的信托资产分布于实业(工商企业)，其次是占比从11.04%逐渐提高至28.6%的房地产业。

更关键的是，在安信信托资产分布中占比最大的实业，其实就是指一些中小型的、不太知名的民企，且由于没有多少可抵押的土地，在向信托公司贷款时，大多会以应收账款、厂房之类的资产作为抵押，一旦暴雷，这类资产可变现的程度自然是比较低的 。占比第二的房地产业，也大都是排名十分靠后的中小规模地产公司，风控显然不到位。

资产分布与底层资产相关。所谓底层资产，可以简单理解为信托资金的最终流向。对于信托行业而言，地产、基础建设和政信项目的风险相对较低(其中地产业风险虽然高低不一，但抵押资产通常较为可靠)，在每一个细分产业里，风险又会和企业规模成反比。

既然存在高风险的问题，那为什么安信信托还能实现业绩的大幅飞跃呢?

事实上，那几年整个金融市场正处于不断加杠杆的阶段，看似繁荣的资本市场，始终存在信托产品可以刚兑的印象，让许多投资人只关注收益率，对于项目的具体内容则选择性地忽略。

此外，对安信信托业绩飞涨起到重要作用的，还在于其在销售信托产品过程中，与多家银行和投资者签订了《远期回购协议》，即一种保本保息的兜底协议，以此大幅增强客户对产品的信任感。

但这种“保本保息”的承诺在信托行业内是被明文禁止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信托公司开展信托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三)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

在高风险业务和兜底协议的搭配销售下，安信信托的业绩实现飞速增长，却也只是一场华而不实的海市蜃楼。

03

金蝉无法脱壳

2018年，安信信托的盛宴结束了。

以资管新规发布为标志的一轮强监管，让全国信托行业业务规模在2018年同比下降13.52%至22.7万亿元。

安信信托的业绩更为惨烈，2018年全年收入仅2.05亿元，同比下滑96.34%，归母净利润更是亏损18.33亿元，同比下滑149.96%，人均薪酬也从上年的165.86万元降至30.86万元，此时的安信信托，已经还不上平安信托的同业拆借资金了。

从报表数据来看，业绩突变的主要原因是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大幅减少，从上年的52.8亿元降至15.38亿元。

其次是安信信托的股票投资连续踩雷印纪传媒和中弘卓业，前者在影视寒冬中股价跳水，后者直接退市，分别导致9.91亿元和5.5亿元的资产减值损失。

对于以上变动，公司基本上都归结为宏观经济的影响和资本市场的波动。

但业内人士告诉市界，除了大环境影响以外，安信信托自身风控不严应该还是主要因素，通常信托公司不会出现这么多的不良资产，且资管新规对应的是整个行业，唯独安信信托出现问题，那就已经说明一些问题了。

到了2019年，45.82亿元的信用减值损失(即坏账)成为亏损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底层资产的暴雷将导致信托产品的大面积逾期。

截至2019年末，安信信托存续的信托项目共有294个，对应信托资产规模为1940.48亿元，最后一次公告的到期未清算金额为276亿元(截至9月30日)，此后便未再披露，但大概率已超过300亿元。

逾期的信托产品开始招致各方围剿。公告显示，截至5月15日，已有33家机构及投资者就安信信托提起诉讼，涉诉金额合计185.06亿元，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粗略估算，重组后的接盘方，可能需要填补数百亿规模的资金黑洞。

除了大环境的影响，高风险资产分布和计提大额坏账这样似曾相识的戏码，不禁让人怀疑，这是否又是高老板的一次“金蝉脱壳”，背后涉及的可能是大量自融以及资金池业务。

从安信信托已经逾期的两个信托产品“锐赢64号”和“蓝天3号”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痕迹。

这两个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推出的信托产品，最终的借款方分别是润峰电力有限公司(简称“润峰电力”)和上海谷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谷欣”)，而细看这两家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背后的关键人物，都有张晓明和李勤。

此二人在错中复杂的股权关系中和高天国都有交集，还有媒体报道，李勤不仅是高天国的老乡 ，更是著名“达州帮”的重要人物，与高天国在同一时期持有营口银行股份，又几乎在同一时期退出。

与此同时，另一位老乡刘沧龙，拥有国内仅有的58张信托牌照中的一张，控制着2019年净利润行业排名第36的四川信托，还是已被执行死刑的四川黑帮老大刘汉的堂兄。

2019年1月14日，四川信托旗下博邦系列信托计划被爆出，“报告期内，融资方未足额偿付本项目项下贷款半年度应付利息”，而其中的“融资方”就是老乡高天国实际控制的国之杰。

此外，国之杰与四川信托还有着明显的股权关系——四川信托通过上海国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成为了国之杰的股东。两个老乡明里间接持股，暗里则以信托产品为通道进行“输血”，关系实在密切。

安信信托出了问题后，最终四川信托也陷入兑付危机中。

6月，上海银保监局网站对2016年-2019年期间，安信信托的违规行为和项目做了详细披露，其中涉及“违规将部分信托项目的信托财产挪用于非信托目的的用途”“部分信托项目未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安信信托被处以1400万元罚款。

如今看来，也许从一开始高天国的计划就是，以地产企业项目为掩护，将自融行为隐匿在众多经过包装的实业项目中。

然而这一次“金蝉脱壳法”显然行不通了。在高天国身后，留下众多等待兑付的投资者和持续阵痛的安信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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